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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的等待,谈北京承恩寺与摩诃庵

2020-01-10 23:57

谈北京承恩寺与摩诃庵“碉楼”建筑

2014-07-11 08:52:01作者:李卫伟来源:北京市文物局已浏览次 京西承恩寺和摩诃庵两座寺院的建筑中有一个共同的、比较少见的特征,那就是均在寺院围墙角处建有角楼,其角楼形式与军事设施碉楼非常相似,且其寺院围墙均为虎皮石墙体,不似一般寺院为青砖或城砖砌筑。因此,有人推测承恩寺的功能具有军事目的或东厂、西厂的特务机构在北京外围的据点。而摩诃庵由于知者不多,所以没有人提出同样的推测。 那么,这两座寺院到底是不是有军事目的或者作为特务机构的据点呢?为什么在北京数百座寺院中,仅这两座寺院建造有碉楼式角楼呢?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呢?笔者试图在考证的基础上进行推理,解开这些问题的答案。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两座寺院的地理位置、历史状况和建造人。承恩寺位于北京石景山模式口一带,建于明正德五年,落成于八年,由司礼监太监温祥购地建寺。据明正德八年的《承恩寺敕谕碑》记载:“司礼监太监温祥……于顺天府宛平县香山等乡买民人王鼎等地四顷有余,于内盖寺一区。”承恩寺现存清道光三十年《重修承恩寺碑》也记载承恩寺是温祥所建,该碑文记载:“京师之西北有翠微山……有庙曰承恩寺,寺创自有明,盖温公所建也。”寺院建成后,皇帝亲自赐名承恩寺。清乾隆二十二年重修承恩寺。清道光二十三年三月,首领太监刘金庆倡议,礼亲王全龄慨捐,重修承恩寺前殿、山门、后殿。清道光三十年重修承恩寺,并在后殿之后添建数楹,刻温祥木雕一尊,供于内。 摩诃庵位于北京海淀区西八里庄,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五年,次年竣工,由太监赵政创建。《日下旧闻考》记载:“慈寿寺旁有庵曰摩诃庵,不甚大,洁净特胜他庵。殿前后多松桧,四隅各有高楼,叠石为之。登楼一望,川原如织,西山苍翠,欲与人衣袂接。”《日下旧闻考》引《帝京景物略》:"摩诃庵,嘉靖丙午建也。庵有楼以忘西山。天启中,魏党过庵下,偶指楼曰:'宜去之'。即日毁。“而乾隆朝时,”摩诃庵石楼,东南北三面今尚存,独缺其西一面。庵僧云即魏忠贤所毁也。"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两座寺院的共同特点。首先,两座寺院的时代背景均为明代,且建造者均为有权势的太监。两座寺院的建造时间前后相差四十余年。其次,其位置均在京西,且都临驿道。 众所周知,明代太监管理的东厂、西厂是特务机构,因此很大一部分人推测承恩寺是温祥建造的特务机构外围据点。其理由是承恩寺四角建有类似碉楼的角楼,且有地道互通。另外一个重要理由是民间有承恩寺“三不之谜”(不受香火,不做道场,不开庙)的传说,而且温祥曾经办理过审讯大臣的事务。如果照此逻辑推论,那么摩诃庵也有很大的可能性是赵政模仿其前辈建造的又一处特务机构的外围据点。因为摩诃庵从寺院的建筑形式到赵政的身份(据明代孙承泽撰写的碑文记载,赵政为司设监太监。司设监是负责管理皇帝的卤簿、仪仗、雨具、大伞等事务的机构)履历与温祥很相似。但是,我们通过明清史料对摩诃庵的记载却能明确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摩诃庵的高楼是观赏西山的观景台。其次观景台还遭到了后代特务机构头子魏忠贤的毁坏。如果用摩诃庵的结果去反推承恩寺,则承恩寺的角楼也可能是观景台之属。 如果从时代背景来看这两座建筑,明清时期,太监捐建寺院的实例很常见,大太监捐修大寺院,小太监则捐修规模小一些的,其目的多为退休养老之用或捐修功德。尤其是明代,太监权势较大,所以很多人都会捐修寺院以求世代有人为其烧香祭拜。而且,据承恩寺的碑记记载,承恩寺至清代仍有太监继续捐修。礼亲王家族来往西山一带也经常居住在此。试想作为养老之地的寺院,一方面因为有固定经济来源,不必发愁生计问题,所以不必接受外来的香火、做道场。另一方面,承恩寺属于私人性质寺院,而非公共性质寺院,出于退休后养老需要安静的考虑,不必非要香火鼎盛。那么“三不之谜”恐怕也算是可以说得通。 从承恩寺和摩诃庵的建筑上分析,其角楼确实类似碉楼。但是这两座角楼与西山一带的碉楼相比体量上要小很多,况且仅凭四座角楼则几乎不具备太强的军事防御功能,因为临街的山门和寺院内建筑都是木构建筑,用火攻或者炮石类武器,则这两座寺院不堪一击。再有,如果是将特务机构隐蔽于寺院之中,又何必建造这种令人遐思的标志物呢?而魏忠贤为什么会将特务机构的楼房拆毁呢? 考察这两座寺院的建造时代,它们均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明代格局和单体建筑。据笔者统计,目前北京郊外保存有明代格局和单体建筑的私人性质大型寺院仅此两座。这两座寺院很可能是出于相同目的而建造碉楼,而建造这种防御设施的作用,张驭寰先生在《中国佛教寺院建筑讲座》中归纳总结了全国多处类似这种建造有“城池”的寺院,其中也提及了北京承恩寺。 张驭寰先生认为这种建筑主要是“经济实力雄厚的寺院必然要维护僧众安全,组织防御,以免遭到意外,所以寺院都建有围墙。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要进一步实现防卫措施……就出了寺院建设城池的情况。”文中还例举了多处建造有规模超过承恩寺和摩诃庵很多的寺院城池。问题似乎又剥开了一层面纱。这两座寺院都拥有雄厚经济实力,防盗确实是有充分理由,并且这样的防御建筑确实足以防御小规模贼盗。 综上所述,应该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两座角楼是防御小规模盗贼且兼有观赏风景功能的建筑物。www.9159.co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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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恩寺东南碉楼

承恩寺位于北京石景山区模式口大街东部,明正德五年,司礼监太监温祥兴建,正德八年竣工,明武宗赐额承恩禅寺,僧录司左觉义宗永为寺院首任住持。新中国建立后,北京市政府多次拨款进行修缮,1990年2月23日北京市政府公布为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升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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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的等待,谈北京承恩寺与摩诃庵。北京承恩寺

寺内的明代壁画

承恩寺位于北京石景山区模式口大街路北,坐北朝南,占地面积19000平方米,寺东为三界伏魔大帝庙,西为龙王庙,北部为6000平方米面积的操练场。自南而北,依次为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等四进殿宇。大殿两侧有配殿、厢房数十间。大雄宝殿旧存铜铸释迦牟尼大佛。天王殿左右各有倒转角房3间,转角处起阁东为钟楼,西为鼓楼。天王殿北为大雄宝殿,面阔5间,前廊后厦。大雄宝殿前立三石碑:一为明正德年间敕赐《承恩寺碑》,一为乾隆年间重修碑,一为道光年间《重修承恩寺碑》。大雄宝殿北有法堂5间。大雄宝殿与法堂之间,左右各有配殿3间、厢房7间。天王殿现存六铺壁画,东西墙四铺壁画各绘一腾龙;北墙绘两幅放生图。大墙院内四角各有一座石砌古碉楼,碉楼间有地道相通,国内寺庙罕见。寺东为三界伏魔大帝庙,前后两院,院内有殿宇十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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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恩寺佛堂

承恩寺山门

承恩寺建寺后明清两代均保持了三不,不受香火,不作道场,不开庙。承恩寺有五绝:一为壁画,一为碉楼,一为钟鼓楼,一为人字柏,一为上马石。大雄宝殿、天王殿等殿堂均绘有精美彩画,现除天王殿,其余不存。寺庙院内四周有石砌碉楼四座,为国内寺院所罕见,楼高三层,碉楼下有地道连通各处。每座碉楼方方正正,边长十余米。层之间原有隔板,墙上筑有石窗。是由整块的石材凿成篦状的。起着射箭的箭眼作用。

山门外的上下马石

宗教壁画

明武宗圣旨复印件现保存在首都博物馆

寺庙整体建筑成回字形,除了外面的大墙,自天王殿至法堂,四面均由殿堂房屋围住,成为固若金汤的内院。内院东南、西南院角是钟、鼓楼,与其它寺院独立建筑的钟鼓楼有别。法堂北是一6000平方米面积平地,不栽花儿,不种树,据说是操练场,这也是京都寺庙中绝无仅有的。寺中现有古树十数株,其中的银杏、松柏已生长3、4百年,深秋,银杏树树叶金黄,果实累累。寺院北墙处有一人字柏,是北京城内外罕见之物。下马石,或称上马石。下马石在皇宫、王府以及达官贵人府第多有设置,与平民百姓无缘,因此并不多见。承恩寺山门前有一对保存完好的下马石。寺庙设置下马石,寥若晨星,承恩寺有下马石,说明它不是一般的寺庙,与官府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孙炎

承恩寺寺院布置

承恩寺位于北京西部石景山区模式口大街上,远看并不特别显眼,却因为“三不”“三高”和“五绝”,被称为北京最神秘的寺庙之一。

承恩寺位于石景山区模式口,背靠翠微山,南部是赵山,东部有金顶山,西部是红光山,寺庙对面就是北京市第九中学。模式口村是北京市重点保留的古村镇,被列为北京市历史文化街区,村中古民居众多,是石景山区重点保护对象。村中内外文物古迹众多,其中闻名于世的有法海寺、田义墓、龙泉寺、永济寺、冰川遗迹陈列馆、北京市第一块植树纪念碑等。

它到底神秘在哪里?石景山区文物保护协会副主席门学文和承恩寺办公室主任张新荣,一边陪着我参观,一边娓娓道来。

“三不”成谜

承恩寺是明朝武宗正德八年建成的,主持修建的是司礼监大太监温祥。而温祥,就是承恩寺的第一个谜。

司礼监是明朝一个官署,最初只是督管皇城里的礼仪、刑名之类,后来逐渐发展成掌管国玺、代替皇帝批阅奏折、搜集情报、充当皇帝耳目的重权机构,甚至能与内阁暗中抗衡。它同时还掌管着宫内的书籍、绢布等各色物品,主持当差、听事等各种役事,称之为“第一署”毫不夸张。

明朝太监的口碑一向不佳,能管控司礼监的大太监中也有不少阴狠角色,例如时常在古装剧中充当大反派的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流,好在温祥的名声没这么糟糕。关于他的记载极少,翻阅史书,我们只知道他在一起诬告案中秉公执法,还帮太后平息过一场权臣叛乱。由此可见,他不仅深得太后信任,应该还掌控着特务机构锦衣卫。而他主持修建的承恩寺,更因为种种古怪迹象,被推断为特务机构在京城外的重要据点。

门学文老师说:“我们提出这个推断后,基本上没有专家反对。”那么,他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除了温祥本人的特殊身份,承恩寺还有不少奇怪之处,只有把它归为特务据点,才解释得通。

我们都说深山藏古寺,承恩寺却偏偏建在车水马龙的京西古道上。模式口大街现在不太起眼,当年可是交通重地、驼铃古道的重要一段。它东距京城四十里,西邻古隘口,无论北方的人,还是西山的煤,进京都要由此经过;皇亲国戚的祖坟多在上风上水的西部,他们祭祖也要路过这里。京西山美水美寺庙多,文人来览胜、香客去进香,通常也走这条路……总之,承恩寺的位置不利于僧人静心修佛,但搜集和传送情报却很是方便。“万历年间,门头沟的煤矿工人要去城里示威,结果人还在路上,消息就传到了宫里。为什么呢?他们去天安门得从承恩寺前面经过啊!”门学文老师说。

www.9159.com,建在大路边,承恩寺却坚守奇怪的“三不原则”,即不开庙门,不受香火,不做道场。和尚是靠香客供养的,与香客“划清界限”,这里的和尚何以为生呢?一是靠建寺时就拨下的巨大庙产,承恩寺拥有大量田产、宅地和翠云庵等数座小寺小庙,一街之隔、面积颇大的北京市第九中学,当年只是它的菜园子。另外,和尚们很可能还拿着朝廷的俸禄,这自然不是因为他们会念经会打坐。

“三高”规格

除了“三不”原则,承恩寺还有“三高”规格。一是工程级别高,它是由国家“第一署”的“一把手”亲自督建的皇家重点工程;二是住持级别高,普通寺庙的住持通常由类似现在佛教协会的民间组织选派,承恩寺的第一任住持宗永,却是温祥从大功德寺直接调来,同时任命他为主管宗教事务的僧录司的左觉义,这相当于由组织部直接派国家宗教管理局副局长兼任寺庙住持,这级别,实在是高。之后有史可查的住持,背景也大多深不可测;三是地位高,明武宗朱厚照亲赐“敕赐承恩寺”匾额,他还特别下旨,告诫当地政府、驻军和周边百姓人等,“不得干预承恩寺内外大小一切事物”。这道圣旨的复印件现在保存在首都博物馆二层的北京历史展厅内。

承恩寺占地约1.9万平方米,布局严谨,由南向北有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和法堂四进院落,最后面的小院里有温祥的供堂。这些都不奇怪,但它们的四周,又整齐地围着一圈房屋。这种回字形布局,在寺庙中极为罕见,与故宫倒有几分相似。史料记录,明朝万历皇帝游览京西时,曾在寺里居住,不知他是否觉出这格局有点儿熟悉。寺里的一位僧人,据说是太子朱常洛的替身僧。朱常洛后来成为明光宗,可惜福浅命薄,在位一个月就一病不起,很可能是明朝血腥宫廷斗争的又一牺牲品。

到了清朝,承恩寺被皇帝赐给礼亲王做了家庙,先后有四代礼亲王葬在寺庙附近。清明节扫墓时,礼亲王通常就住在法堂后面。

第一代礼亲王代善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次子,打江山立下赫赫战功,后来辅佐皇太极也是功不可没,但辉煌不是永远的。承恩寺在清朝进行过三次修缮,后两次都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那时大清国力已衰,亲王家也没了余粮,修缮难免有些凑合。大雄宝殿的房顶改成低级别的硬山式,琉璃座件被取下来,琉璃瓦也没了踪影。

“五绝”镇寺

本是全寺中心的大雄宝殿建筑级别降低了,它前面的天王殿倒还保留着更高规格的歇山顶,更难得的是殿内那六铺明朝壁画保存下来,成了承恩寺的五绝之首。

这些壁画总面积约42平方米,东西山墙上,分别绘着青、白、黄、绿四条彩龙。四条龙不仅绘得威武生动,好似在云中飞腾,而且都是只有皇家才能使用的五爪龙。“四爪是蟒,五爪才是龙。知道这些后,我现在到哪儿见到龙先数它有几个爪儿!”承恩寺办公室主任张新荣说。北墙大门两侧,绘的是明孝宗朱祐樘(下旨建寺的武宗的父亲)与皇后“放生”和“放飞”的情景,他们与仕女满脸虔诚,姿态却各异,充满生活气息。“古代皇帝都是后妃成群,明孝宗却只有这一个皇后,可以说是皇帝里的模范丈夫!”张老师告诉我。

承恩寺壁画与附近著名的法海寺壁画风格一致,都是明代中期的作品。“它没有法海寺壁画那么细腻那么奢华,但略加挥洒,反倒更灵动、更飘逸、更鲜活。而且,法海寺画的是神,是宗教的,在天上;这里画的是人,是世俗的,在人间。相比之下,这里的壁画人文价值更高。”门学文老师说。

有权力绘制五爪龙和帝后生活,体现了承恩寺的高级别,也说明它与皇室的紧密关系。这里对香客大门紧闭,却经常迎来达官贵人,甚至皇帝亲王。他们或他们的随从,经常是骑着高头大马前来的。因此,山门殿外,专门备有两块上下马石。这是寻常寺院没有的,也是承恩寺的第五绝。

下马,穿山门,细心的人就会注意到,天王殿东西两侧,各有三间倒转角房,房上分别建有钟鼓和鼓楼。晨敲钟暮击鼓,这是寺庙惯例,可把钟鼓楼建到屋顶,绝对罕见。这是承恩寺的第三绝。

为什么这样?因为第二绝古碉楼,占据了本该建造钟鼓楼的地方!

承恩寺的四角,各有一座碉楼。寺院不是城堡,为什么会有这种有攻防功能的建筑?有人怀疑是为了方便寺里特务监视周围特别建造的,但门学文老师说,碉楼比承恩寺建得更早。“你看,建寺用的是砖,碉楼用的是石头,建筑材质不一样。而且砖到现在保存完好,更坚硬的石头反而严重风化了,说明碉楼的建造时间肯定更久远。”

南面两座碉楼底长12米,宽约9米,残高8.2米,推测完整时高度应该超过10米。它本来是三层,现在只剩下两层。张老师指着东南碉楼上面探出来的巨大枝干说,“这棵大槐树得有二三百年了,已经把一层完全占满,人根本进不去。”

碉楼不是为特务建的,但特务用它做什么,却让人很是好奇。很多百姓都说碉楼下面有地道。有人说,九中某位老师曾带学生进去过,还发现四个碉楼之间的地道是对角线交叉的,只是中途遇水没能走完全程。也有人说暗道通到山上,或北辛安,或首钢小东门。但人们试探着挖过,没有找到。“文革”时这里挖过防空洞,也没有发现地道。“没发现,不等于没有。据说民国时军阀张作霖曾经在碉楼里存放军需用品,撤退时还运了很长时间,这说明底下肯定有很大的空间。”门老师说。“反正说有地道的不是一两个人。那么多人都说有,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张老师补充道。

承恩寺东北和东南的碉楼,形式大体相同,只是更大一些。这两座碉楼中间,也是承恩寺中轴线的最北端,有此寺的第五绝——人字柏。

据门老师讲,人字柏是把幼柏的根部劈开后种下,成活率极低,全国也只有故宫、中南海等几处地方拥有这种奇树。可惜因为“三不”原则,能有幸欣赏到它的人很少。500年过去了,这棵人字柏从威然傲立的武士,变成从容淡然的老者,目睹了无数的朝代更迭、明争暗斗。

不过人字柏看得最多的,是眼前这片空场。有人说这是特务的演兵场,但门老师说根据残存地基推测,这里其实有过建筑。

民国时期,除了给张作霖做过军用仓库,承恩寺还当过监狱。不过更多时候,它仍旧是寺院,只不过失去了特务机构的神秘,也不再有亲王家庙的显贵,里面的和尚一边吃斋念佛,一边看着墙外的风云变幻。

建校掏洞挖土

1949年,承恩寺迎来新中国,一直到1958年,它都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管辖。不知人字柏前面那片空场上,是不是有过战士们操练的飒爽英姿?

1958年,解放军撤出,承恩寺移交石景山区政府。1961年,它成为街对面北京市第九中学的教师与学生宿舍。

一年后,承恩寺里成立石景山中学,为此整个院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扩建。很多古建的隔断被打开,门窗被替换,改成教室。一些损坏严重的古建被拆毁,然后原地盖起教室。后院改成操场和游泳池,院东侧增建了锅炉房和伙房。“文革”期间,为响应“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师生们还喊着号子,热火朝天地在古建下面挖了长达300米的人防工事。而寺里的文物,包括古碑铜钟、大鼓铁磬和71尊佛像,在之前的历次运动中已经毁坏殆尽,现今已是荡然无存。1966年,仅存的大雄宝殿铜铸大佛也被红卫兵拉倒砸毁。

全寺保存下来的,只有天王殿那六铺壁画。有人说那里“文革”时是图书室或会议室,书架挡住了壁画;也有人说是老师用报纸把壁画糊住了,才让它免遭灭顶之灾。

1967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石景山中学率先响应,成为全市乃至全国最先复课的学校,承恩寺又记载了共和国历史的一个特别时刻。可惜,仅仅半年后,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上千名学生从这里奔赴东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80年,承恩寺再次归入九中,大殿主要用来开会,小些的房子成了师生宿舍。几天前,我采访了几个1984年入学的九中老校友,他们最感慨的是当年异常艰苦的生活条件。男生都记得冬天特别冷。“我住在上铺。有一晚觉得冷得不对劲儿,仔细一瞧,屋顶居然破了个洞,月亮光都能照进来!”一个男生说。爱吃零食的女生忘不了猖獗的老鼠,“有一回我们宿舍凑钱买了两斤花生米,才两三天,再去看,被耗子吃得只剩下3粒!”30多年过去了,说起那次的惨痛损失,这个女生仍旧咬牙切齿。

很多同学都记得,那时宿舍老师夜里巡查时拿着一把装有四节1号电池的超长手电,像根棍子。大家怀疑他把手电兼当武器,只是不知道是想用来打坏人,还是怕鬼给自己壮胆儿。“那么大的老院子,夜里一个人在外面转,实话说,还真挺疹人的!”有人感慨。

不过,见过人字柏的同学仍旧很少。“那片空场建起了养猪场,我从宿舍就能看到猪圈……我们的剩饭从食堂运去给猪吃,猪养肥了再运到食堂被我们吃!”一个男生风趣地说。

条件艰难,但承恩寺给学生们留下的,却是美好的记忆。一个调皮却有才的男生,在语文课上曾用《如梦令》的词牌这样描述母校:古刹晨钟暮鼓,建校掏洞挖土,造反小将似虎。风风雨雨,三十八个寒暑。这首词不胫而走,至今不少同学还能倒背如流。

1997年,九中校园里建起宿舍楼,学生们终于搬出承恩寺,不过仍旧去那里开大会,或者只是去玩耍。

他们特别喜爱大雄宝殿前那几棵大银杏树。夏天,它枝繁叶茂,生机勃勃;秋天,一地落黄,灿烂温馨。浪漫的女生会捡回几片,在厚实的扇形叶片上写几个字或一句诗,夹在书中当书签,或互相赠送。有段时间,九中的油印校刊就叫《银杏树下》。

引进燕京八绝

1989年初,九中的教师宿舍和校办厂陆续迁出承恩寺,这里由石景山区文化文物局接管。第二年,承恩寺成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那时,人们的文物保护观念已经比较强了。1992年和1993年,北京市和石景山区政府一共投资30万元,抢修了几乎要倒塌的山墙、山门殿,“文革”时挖的人防地道也被回填。1995年,市区两级政府又拿出25万元,修缮了天王殿和后院配殿。

2001年,北京市政府启动3.3亿文物抢险修缮项目,承恩寺成功入围。市文物局拿出506万元,对它进行了一期修缮。2005年又投资360万元开始了二期修缮。这两次大规模修缮非常专业,既要修复,又要尽可能保留原物原貌,用当时文化委员会一位领导的话讲就是:“如果一根柱子烂了一半,那就留下能用的那半,只把烂掉的那半补上。”经过专业修缮的承恩寺,恢复了往昔的风采,2006年被列入第6批国家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2010年,承恩寺引进燕京八绝,在寺内建起燕京八绝艺术馆,成为非物质文化的展示平台。清朝灭亡后,服务于皇家的清宫造办处的工匠流落民间,逐渐形成金漆镶嵌、花丝镶嵌、景泰蓝、牙雕、玉雕、雕漆、京绣、宫毯共八种工艺绝技,这就是“燕京八绝”,它们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在,大雄宝殿被建成八绝的主展厅。艺术馆工作人员王珑彬指着一个金丝镶嵌屏风,自豪地说:“北京APEC会议期间,这座屏风被调到水立方,作为习主席接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时的背景,见证了两国元首的会面。”那几件花丝镶嵌的艺术精品,则是送给各国首脑夫人的国礼。提到京绣,张老师说,“京绣不像苏绣之类那么出名,只是因为它是皇宫御用的,平常百姓无缘见到。其实京绣工艺非常精湛,皇帝的龙袍都用这个工艺。”

燕京八绝艺术馆可以预约参观。现在,他们正在申报建立博物馆。申报成功后,博物馆会对公众开放。法堂要建成非遗大师工作室,进行八种绝技的现场展演,观众可以近距离观看艺术品的制造过程。

张老师坦率地说,承恩寺虽然历史悠久,地位特殊,但保存下来的文物有限,能展示的东西很少,因此,他们引进燕京八绝,把与皇家关系密切的承恩寺历史文化和列入非遗名录的皇家工艺文化结合起来。

承恩寺从建成之日起就紧锁大门,经过长达500年的等候,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终于能等到它打开大门,向公众展现真容。 供图/张新荣 周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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